焦点！打19份工之后，一个社恐决定不上班了

作者 | 赵淑荷

【资料图】

3月以来，一本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登上各大网站的新书排行。

这本书的作者胡安焉，曾经在广东和北京做过快递员，在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之前，他发在豆瓣的一篇文章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曾被热转。

胡安焉作为写作者逐渐为人所知，而大家感兴趣的，是他底层打工经历与作家身份的反差。

4月底，胡安焉和范雨素受邀在北京门头沟的檀谷·慢闪公园，开展了一场名为“沉默的交响，当一个劳动者提笔写作”的对谈。

胡安焉与范雨素常常被视为同一类型的写作者：他们从事或者从事过体力劳动，没有接受过传统的文学科班教育。

有人称他们为“底层写作者”，又或者是“业余作家”。

活动当天，胡安焉穿了一件明亮色的外套，跟仲春的北京很搭调。

主持人说他有一种少年感，他确实看起来不像一个中年人，不仅仅因为穿着，还因为他的羞涩和拘谨——这在青年人身上更为常见。

活动开始前，他甚至专门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背朝观众，或坐或站。

与他一同来参加活动的编辑普照解释说，在这种场合，他需要一点心理建设。

如果一定要以“贴标签”的方式来认识一个人（有些时候，这是最方便快速的一个办法），那么在胡安焉的身上，最显著的第一个标签就是社恐。

胡安焉在自己的文章当中曾经反复书写、反思自己的这种性格：他害怕令人失望，经常对人感到愧疚（有时候是没必要的），不擅长口头表达。

与范雨素的开朗健谈相比，他简洁，而安静。多数时间里，他轻轻踮着自己的脚，似乎试图在紧张与平静之间寻找一种平衡。

当主持人把问题抛给范雨素时，他显然比较放松，等问题来到他这里，他的脚又会在紧张当中轻轻踮了起来。

就旁听记者的观察来看，胡安焉的口头表达其实没有他自我评价那样“孱弱”。

实际上，在他的谈话当中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个与文字当中有六七成相似的胡安焉：机敏、严谨、客观、温和、逻辑清晰、有幽默感。

更多的人是在文字当中与这样的胡安焉相遇的。

胡安焉至今写过的三部非虚构作品（一部已经出版，另外两部在“黑蓝”公众号连载）均以自己及自身经历为对象。我们从这些文字当中，可以拼凑出一个不断求索、在写作中塑造自我的胡安焉。

01

走上写作之路

胡安焉1979年生于广州，从学校毕业之后，他在广州、北京、上海、南宁、大理等地辗转生活，期间做过酒店实习生、加油站员工、漫画社学徒、便利店店员、自行车店销售、女装店店主、网店店主、烘焙店学徒、快递员等职业，直到2019年底他从快递员职位上辞职，二十年间，他大约总共做过19份工作。

2009年，胡安焉开始进行脱产写作的尝试。

他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，胡安焉，这三个字在文言当中都是“为什么”的意思，他以此笔名来表达一种自己对世界无知的状态。

胡安焉

那段时间，他在网上的“黑蓝论坛”找到了一块阵地，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，相互评判对方的作品，交流文学理念和写作技巧，借此平台，他断断续续地进行小说写作至今。

直到2020年，胡安焉的写作和阅读都集中在小说方向，他出过一本电子版的小说集，但是读者不多，直到写非虚构，才得到了相对广泛的受众。

胡安焉把影响自己开始写作的几件事写成文章《为了逃避而写作》，在里面他记述了四件对自己写作有推动作用的事。

第一件，是他在北京与朋友进行漫画创作时，其中一个朋友有天没头没尾地跟他说，其实你更适合写作。

胡安焉和朋友们在北京

第二件事，是他有次去燕郊看病，在医院附近的路上遇到了两位病属，其中一位农村妇女问他要了一张饼，那时他有两张饼，其中一张是完好的。他把那张饼给了她们，她们将那张饼一分为二，转身离去，共同享用，没有道谢。

第三件事，是他在南宁开女装店的时候，有一个为附近店家所熟悉的女性精神障碍者来到他的店里，在众人嘲讽嬉笑的眼光当中一连往自己身上套了三条牛仔短裤，他无法忍受这个场景，出手制止了她的行为，这时她抬起头来，胡安焉在文章中称，那一刻在她身上他看到了自己：“惊慌、恐惧、孤独、委屈”。

那时他突然发现，在“在深灰与浅灰之间”，其实他距离这个女人比其他大多数人更近。

第四件事，是他返回广州之后，有一次在马路上与别人起了争执，他暴躁而易怒，这时他意识到过去的生活已经伤害了他，他并不想继续融入这样的生活当中。他需要找到一个可以投入其中，又能离开眼前一切的事情，来抵抗生活带来的无意义感，于是他选择了去写作。

从他记述的这四件事当中，我们会发现，胡安焉的写作具有强烈的自我感召和浓重的人文底色。

日后，我们能够从胡安焉已成风格的写作当中发现这一点，他的写作即使是记录个人经历，也不会有窥探生活的猎奇，更不迎合公众对某一群体的想象，而是立足内心，思考人与命运本身。

胡安焉进行写作训练的第一个方法是大量阅读。他先买了一个书柜，又买了一些书，把书柜填满。

胡安焉成都家里的书桌

塞林格是他最初喜欢的作家，也是他刚开始写作时模仿的对象。胡安焉回忆，当年萌生写作的欲望，部分原因就是他读到了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“今天我不会说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是多么出色的小说，但它在我某个生命节点给过我温暖和勇气，这种影响是特殊的，不仅是作品本身，也关乎我当时的状态。”

胡安焉的写作师法众多作家，其中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契诃夫。

等他后来写作非虚构题材时，其实已经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。

“大概这就是‘取法乎上，仅得其中’吧。假如我从最初就以非虚构写作为目标，那么结果可能就是‘取法乎中，仅得其下’了。”

胡安焉脱产写作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，写作带来的收入并不能完全支持他的生活。后来他还是离家外出，做了其他一些工作，比如自行车店员，网店店主，快递员。

胡安焉在送快递途中

2020年年初，他在朋友的建议下，将自己在广州做快递员的经历写成文章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，这篇文章在豆瓣被热转，也引起了外界对胡安焉的注意。

这篇文章改变了胡安焉的生活。

02

出版第一本书

文章在豆瓣走红之后不久，“副本制作”的编辑彭剑斌邀请他把自己发在豆瓣的文章扩写，作为非虚构作品刊发——在此之前，胡安焉并没有写作“非虚构”的自觉意识。

这篇文章被编成一本小册子《派件》。同一时间，艺术团体“刺纸”的几位艺术家以胡安焉的写作为底本制作了艺术装置作品。

这个小册子很多出版编辑读到之后，胡安焉收到了更多邀约，他们鼓励他将文章扩写、多写至一本书的篇幅。

这个过程中，浦睿文化的编辑普照一直在豆瓣默默关注胡安焉，2021年，普照给胡安焉发了豆邮。今年年初，他的非虚构作品集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由浦睿文化出版，他的书写与他本人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。

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于2023年3月出版

南风窗记者联系到了普照，记者问道，胡安焉何以打动你们启动这个出版计划，他说胡安焉身上最打动他的，就是真诚。

“从文学角度，他的文学追求与安妮·埃尔诺一致：真实，他的写作，真实最打动我；从个性角度，他的真诚最打动我。”

任何一个与胡安焉有过任何形式交流的人——包括通过阅读作品与他进行单向交流的读者，都会很快发现这一点。

南风窗记者联系到胡安焉的时候，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刚刚上市。

他对待所有的问题，既不隐瞒，也不敷衍，更不会使用套话，为自己的回答“上价值”。

他首先告诉记者，他对当面谈话这种形式比较畏惧。如果能通过书面形式进行交流，他会觉得更自在，回答得也会更好。

胡安焉

记者问到胡安焉未来的工作计划时，他向记者补充了自己的经济状况，列举了自己目前的存款、收入和支出，内容详细到每月与朋友碰面几次，每次所需多少餐食费用，以说明以自己目前的经济能力，暂且无需再去找工作。

毕竟，他写过一篇《不上班的感觉真好》，他也对记者说，如果经济情况允许，当然是不上班最好。

经由丰富的人生经历与长久深刻的向内探索，胡安焉目前实践着一种诚实而单纯的生活，他似乎已经无需再对世界特意隐瞒什么（当然，隐私除外）。

这种毫无保留的坦白，让记者发现了胡安焉身上，在剥离各种标签之后，他人格当中存在的某种值得尊敬的本真。

他是在写作当中，逐步接近这种真实的。

03

把写作作为方法

胡安焉并不是一开始就对自己从事底层工作这件事感到坦然。

他提到过很多次，以自己的学历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。这也是他离开广州去其他城市游历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因为离开广州就不必面对从前的亲友。差不多到他后来回到广州在德邦做快递员的时候，他才对自己从事体力工作这件事不再感到自卑。

阅读与写作帮助他超越了个人生活的局限，完成了思想转变。

胡安焉快递站点卸货分拣

当他能够从人性本质、生活实在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生活，自卑与狭隘就显得没有必要，在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结尾，他说，“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。”

实际上，胡安焉的写作远远不止作为一份底层工人的生活样本存在，他的思考触及了当代人的普遍困境，这也是为什么，很多读者会在评论里说，自己在他的书中找到了共鸣。

胡安焉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时候所遭遇的，与格子间里的白领，或许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。

胡安焉在书中记录自己在做快递员的时候，习惯于量化自己的时间成本，他付出的劳动明码标价，他的每分钟平均“值”0.5元，这就是他的时间成本。

为了不亏本，他必须每4分钟就派出一个件；反过来说，他如果去小便花了2分钟，那么他上厕所的成本就是1元钱，如果这样计算他的午饭，饭菜本身的价值加上时间成本要有25元，这对他来说过于奢侈，为此，他的选择是不吃午饭。

《不可思异》剧照

身为快递员的那段时间，他习惯了用经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。这正是马克思曾经提出的劳动异化，它发生在了胡安焉的身上。

它也不止发生在胡安焉的身上。

在二十年的工作中，胡安焉不仅体会了世俗意义上的“不稳定生活”表层的辛苦与困囿，他也穿透表象，思考了工作和自由——每一个现代人都必然面对的一对辩证关系——的意义。

在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后记部分，他尝试讨论，“我想说的自由，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，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。”

《死亡诗社》剧照

对胡安焉来说，写作连接了这对辩证的两端，“通过写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对立：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，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，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。”

胡安焉不断在自身与自身之生活当中进行反思和创作，终究不至于彻底沦为生活的奴隶，这是一种从受困到自由的超越——至少是尝试，而这一过程，最终也鼓励和启发了很多人。

接下来是与胡安焉的访谈，在谈话中，南风窗记者一点一点接近了他。

南风窗：您从大专毕业之后，有过一段时间的“游历”生活。我看到一个豆瓣网友这样评价你：“他的人生态度是不追求一个目的和结果，而更多地放在追求生命的宽度和厚度”。你认同这个说法吗？在游历过程当中，您如何分配用于写作和工作的时间与精力呢？

胡安焉：那位豆瓣网友的说法确实很有意思，就结果而言，他说得对。但我当初不是怀着这样的想法，而放弃追求目的和结果，转而追求生命的宽度和厚度的。在很多时候，我其实只是在追逐着自己的舒适区。

我的“流浪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浪，或许说游历更贴近一点。它和写作没有争夺时间精力的关系，真正和写作争夺时间精力的是工作。

我在游历的时候有时会打工，比如2013-2014年在上海，我的工作非常繁忙，这时我不仅没写作，甚至连阅读都停止了。但2014-2015年我在下关时，因为选择了摆地摊，时间和精力都比较充裕，我就可以写作。

南风窗：观察生活的能力是一种天赋吗？它可以得到锻炼吗？

胡安焉：我认为是一种天赋，有的人敏感，有的人不敏感，有的人在这些方面敏感，有的人在那些方面敏感，每个人天赋各不相同，单单在观察生活这件事上，大家都有不同的侧重和特长，或许没有谁具有完全的天赋，但也没有谁完全不具有天赋。

我觉得，这种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锻炼，首先是要培养自己这个意识，其次是结合自己天性敏感的方面。

南风窗：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在豆瓣上突然得到那么多的关注，您一开始作何反应？如何看待网友的关注与评论呢？

胡安焉：2020年疫情初期我因为没去上班，注册了一个公号，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其实首发在这个公号上，但只有我认识的一些朋友读过，几天后我转发到豆瓣上，才突然获得井喷式的关注量。

当时我的感觉大概是震惊吧，我没想到这篇文章有那么多人点赞和转发，甚至还有不少人打赏，豆瓣网友的善良和同心情刷新了我的认识。

但是总的来说，我心里还是不安的，因为我发现给我留言和发豆邮的豆友里，很多人并不清楚我的情况。

豆瓣网友给胡安焉留言

比如说，大多数关心我的网友，假如他们没去翻看我从前发在豆瓣上的日记，那么很可能会误以为我没接受过什么教育，一直以来都在从事体力劳动，写作完全是凭爱好和天分。

实际上我有大专文凭，尽管成人夜大的文凭不值钱，但毕竟也是大专文凭。

其次我不是一直从事体力工作，而是最近几年才开始从事体力工作。我在品骏快递的工资约七千，公司买五险，我感觉可能不少给我打赏的豆友，收入都没有我高。

我感觉自己像骗了他们，尽管我并没故意误导，但很多人确实对我的情况存在误解。

所以在那篇日记之后，我再没给后来的日记开过打赏。我那篇日记（及之前的一些日记）开了打赏，也是因为在那之前我连一次打赏都没收到过，我认为不可能有人会打赏。

除此以外，很多人留言说我是什么天生的写作者，但我在写作上并没很高的天分，毕竟我那时都写了十年多了，并不是一个刚开始写作的新人。

节选自胡安焉在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一文下的留言

南风窗：你怎么看待“底层写作”这个说法？其他一些被冠以这个类型的写作者，如王计兵，许立志，陈年喜等人的作品，您读过吗？有何评价呢？您身边的工友关注底层文学吗？

胡安焉：我不认为自己是在进行“底层写作”，而且我觉得有些人在使用“底层写作”这个词时，其表达的含义本身就不成立——任何作者都只能代表自己，不能代表自己所属的阶层。

显而易见，底层这个标签削减了我的写作。

我很早就有写作者的自觉意识，但我从来没有底层的自觉意识，尽管我肯定属于底层。

这就像我是一个中年人，但我没有中年人的自觉意识一样。我不是个作家，也脱离了文学爱好者的范畴，所以我不具有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自觉意识。

胡安焉

我对底层写作、底层文学、底层作家、打工文学等这些概念没什么看法，就像现实主义、现代主义这些概念一样，本身也没有严谨的定义，但我们有时为了沟通的便捷，确实会用到这些模糊且可疑的名词，因为当它们放在一个具体的语境或前后文中时，沟通的双方或多方都能明白其当时所指，而省去了每次进行详细定义的烦人表述，那这就是一个用来偷懒的表达工具而已。

我对“底层”和“工人”这两个词并没什么特别的感触和看法。

我读过陈年喜和许立志的书，王计兵是直到最近这几个月才听说，在豆瓣上读了少量他的诗选。王计兵比许立志好。我写的是散文体，他们都是写诗的，文体都不相同，很难进行比较。

但陈年喜和王计兵都写得不错，他们都写了很多年，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个人风格。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，每个人都必须自成一类，所以肯定介意和别人归为一类。

至于工人阶层，就我观察而言，他们不是不关注“底层文学”，而是他们很少会读书。

《平凡的世界》剧照

南风窗：出书以来，我得知您应邀参加了不少宣传活动，走到公众面前来，有没有给您带来一点困扰呢？出版过程中，又有没有感到过幸福和满足？它们从何而来？

胡安焉：确实有困扰，但有些朋友的热情我实在很难拒绝。文字采访的话对我来说压力较小，就像现在我和你的交流，我不会紧张更不会焦虑。

我主要是害怕电话语音视频，比如今天下午录的播客，剪出来后我大概不敢听，因为录的时候我有阵子头脑空白语无伦次，这还是在对方提前告诉我会问什么的情况下，否则的话更糟糕。

但是接受采访本身对我新书的销售有促进作用，这是我今年可预期的唯一收入了，无论最后这些采访能不能刊发，或刊发了能不能产生促进销售的作用，起码我得出一点力，不能全部让我的编辑去营销。

但是出书本身好像没有给我带来焦虑和不安，我很高兴自己的写作有机会出版，无论是小说或别的文体，比如非虚构自述，这为我带来读者和收入，我对此感觉庆幸，因为我认识很多小说写得比我好，但没有机会出版的朋友，和他们相比，我的运气实在太好。

当然，我也希望自己的写作能成为一种人文精神的传承，而出版显然有可能促成我的这个心愿。

《海蒂》剧照《海蒂》剧照

南风窗：这种人文精神具体指什么呢？

胡安焉：我在黑蓝公号的那个连载里讲述过这点，简单说传承的是感动和生命感受，最初我从自己喜欢的那些作家身上获得了温暖和勇气，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上并非孤伶伶的，我体验过的那些困惑痛苦和绝望原来早已有人体验过，因此我大可以不在乎今时今地身边的人对我的看法，尽管我不能融入他们但我也并不孤单，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给将来的某些读者带去同样的温暖和勇气。照亮过我生命的作家比如有王小波、塞林格、契诃夫、卡夫卡等。

《阿甘正传》剧照

南风窗：您提到，此前从事底层工作是出于生存的需要，并非出于浪漫化的想法，或者出于研究、积累、调查的目的。而对于从事体力劳动谋生的自己，您也曾经有过不接受、不自信的阶段。在《不上班的感觉真好》当中，您提到，现在已经坦然认同“职业无贵贱”这个说法，也不再因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卑。我想问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写作在您的思想转变里起到什么作用？

胡安焉：2012年我离开广州，也因为当时我在广州找不到好的工作，那年我33岁了，我的工作经历和学历对于找工作来说毫无可取之处，后来我去云南做物业，然后转到烘焙店做学徒，其实这些工作我也可以在广州做，但在广州我毕竟有过往的同学和同事，假如被他们碰到我还是会感觉难过和自卑，我当年克服不了这些心理，我也故意断绝了和所有旧交的联系，或许直到2017年我去德邦上夜班那时，我才差不多可以不再在乎这件事，对自己从事的体力工作不再感到自卑。

胡安焉从事体力工作时的手

“职业无分贵贱”是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，我小时候就相信这句话，但是踏入社会后，我发现绝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，即使这样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句话，哪怕它讲述的是一种理想主义，我只是不够坚强，容易受到别人的伤害，不敢主张自身和别人相悖的信仰，而到了今天，我不会再因为他人就这个问题对我的奚落而受伤了，如果谁因为我的职业而看不起我，那也不是我的错，而是对方的错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在北京送快递的时候，大多数客户，尤其是本地人，对我是非常亲热和尊重的。对我态度傲慢或冷淡的，反倒是那些和我差不多的“北漂”。这或许就是“仓廪实而知礼仪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。

在我克服自卑的过程中，阅读和写作都给了我自信。因为阅读、思考、写作和交流，我发现很多比我“成功”的人，其实并不比我优秀，不少人品格和智力都不如我，当我看清楚到这点后，我渐渐建立起了一些自信。

胡安焉在豆瓣发表的日记

南风窗：您还有找工作的打算吗？您会考虑编辑、记者、自由撰稿人这类职业吗？

胡安焉：如果现在有人为我介绍工作，那当然很好，不过我其实不喜欢文职工作，我做不了编辑、记者、撰稿人，但教师我可能会接受，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喜恶，但“文职”和“体力”这样的分类，不是我主要考虑的方面。

假如经济条件允许，我更倾向于不去工作。所以将来我会不会再找一份体力工作，这首先视乎我的经济情况，其次还要看我到时有什么选择，体力不体力并不是我首要考虑的因素，我希望工作内容是我喜欢的，没有的话就选不反感的。

南风窗：我看到很多读者都提到，您书写的困境，不仅出现在计件工作当中，也出现在格子间的白领身上，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，“大家都是打工人“；用严肃的话来讲，您思考的问题具有当下性和普世性。您认为出现在蓝领和白领身上的压力和困境存在共通之处吗？您相信自己的书写触及了这个时代所有现代人共同的境遇吗？

胡安焉：我觉得生活在同时代且身处同一个社会中的人，无论工作性质是白领或蓝领，面对的问题和处境肯定会有共通之处；两者差异的那些方面可能更表面，而共通的方面则更本质。我认为我的写作会触及很多人的境遇，但不会是所有人。

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

编辑｜吴擎

排版 | 八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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